薛福成 --商政

商政

薛福成



昔商君④ 之论富强也，以耕战为务，而西人之谋富强也，以工商为先。耕战植其基，工商扩其用也。然论西人致富之术，非工不足以开商之源，则工又为其基，而商为其用。迩者英人经营国事，上下一心，殚精竭虑，工商之务，蒸蒸日上，其富强甲於地球诸国。诸国从而效之，迭起争雄，泰西强盛之势，遂为亘古所未有。夫商务未兴之时，各国闭关而治，享其地利而有馀。及天下既以此为务，设或此哀被旺，则此国之利，源源而住，被国之利，不能源源而来，无久而不贫之理。所以地球各国，居今日而竞事通商，亦势有不得已也。今以各国商船论，其於中国每岁进出口货柜银在二万万两上下，约计洋商所嬴之利，当不下三千万，以十年计之，则三万万。此皆中国之利，有往而无来者也，无怪近日民穷财尽，有岌岌不终日之势矣。然则为中国计者，既不能禁各国之通商，惟有自理其商务而已。

商务之兴，厥要有三：一日贩运之利。自各口通商，而洋人以轮船运华货，不特擅中西交易之利，抑且夺内地懋迁之利。自中国设轮船招商局，而洋商与我争衡，始则减价以求胜，继因折阅而改图，被之占我利权者，虽尚有十之四，我之收回利权者，已不啻五之三，通计七八年间，所得运费将二千万。虽局中商息未见赢余，而利之少入於外洋者，已二千万矣。所虑者，一局之政，主持不过数人，控制二十七埠之遥，精力已难徧及；又自归井旗昌之后，官本较多，万一稍有蹉跌，其势难图再举。夫事之艰於谋始者，理也；而人之笃於私计者，情也。今夫市廛之内，商旅非无折阅，而挟赀而往者踵相接，何也？以人人之欲济其私也。惟人人欲济其私，则无损公家之帑项，而终为公家之大利。为今之计，虽难用未建少力之法，骤分数局，他日如必有变通之势，或郎用局中任事之商，兼招殷实明练者，量其才力赀本，俾各分任若干埠，无论盈亏得失，公家不过而问焉。此外，商人有能租置轮船一二号，或十余号，或数十号者，均听其报名於官，自成一局。又恐商情之相轧也，则督以大员，而齐其政令；恐商利之未饶也，则酌拨漕粮，而弥其阙乏。但使商船渐多，然後由中国口岸，推之东、南洋各岛，又推之西洋诸国，经商之术日益精，始步西人後尘，终必与西人抗衡矣，其利岂不溥哉？

一曰艺植之利。今华货出洋者，以丝茶两款为大宗，而日本印度意大里等国，起而争利，遍植桑茶。印度茶品，几胜於中国。意大里售丝之数，亦几埒於中国。数年以来，华货滞而不流，统计外洋所用丝茶，出於各国者，几及三分之二，若并此利源而尽为所夺，中国将奚以自立？是不可不亟为整理者也。整理之道，宜令郡县有司劝民栽植桑茶。盖种桑必在高亢之地，而种茶但在山谷之中，非若罂粟之有妨稼穑，是在相其土宜，善为倡导而已。其缫丝之法，制茶之法，有能刻意讲求者，宜激勤而奖进之。至於丝茶出口，十数年前，以加税为中国之利，今则各国起而相轧，一加税则价必昂，价昂则运货者必去中国而适他国，而税额必为之大减。夫西洋诸国，往往重税外来之货，而减免本国货税，以畅其销路。今中国丝茶两宗，虽不必减税，亦不宜加税，但使地无闻旷，则产之者日益丰，而其价日益廉，即出口之货日益多，不特於税务有裨，亦为民兴利之一大端也。

一日制造之利。英人用机器织造洋布，一夫可抵百夫之力，故工省价廉，虽棉花必购之他国，而获利固已不赀，每岁货价之出中国者数千万两。中国海隅多种棉花，若购备机器，纺花织布，既省往返运费，其获利宜胜於徉人。然中国虽有此议而尚无成效者，何也？创造一事，人情每多疑沮，其才足以办此者，苦於资本难集，而一二殷商，又以非所素习而不为，此大利所以尽归洋人也。窃谓经始之际，有能招商股自成公司者，宜察其才而假以事权，课其效而加之优奖，创办三年之内，酌减税额以示招徕。商民知有利可获，则相率而竞趋之，迨其事渐熟，利渐兴，再为厘定税章，则於国课必有所裨。推之织毡、织绒、织呢羽，莫不皆然。夫用机器以代工作，嫌於夺小民之利。若洋布以及毡绒、呢羽，本非出自中国，中国多出一分之货，则外洋少获一分之利，而吾民得自食一分之力。夺外利以润吾民，无逾於此者矣。

是故中国之於商政也，彼此可共获之利，则从而分之，中国所自有之利，则从而扩之；外洋所独擅之利，则从而夺之。三要既得，而中国之富可期。中国富，而后诸务可次第修举。如是而犹受制於邻敌者，未之有也。

——庸盦全集，筹洋刍议，叶24—27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