商战观念与重商思想

中国近代重商言论集锦（摘自王尔敏《中国近代思想史论》）

商战观念与重商思想

一　绪言

自十九世纪以来，世界历史之发展变化，日益趋于承受工商业冲击之影响。欧美进步富强国家，其立国大致以工商业为基础，国家大政，国人活动，多以工商为首要。举国上下致力于工商经营，日新月异，突飞猛进。由于原料与市场之需求，遂进而发展为体制完密之对外贸易，向国境之外做各种情势之扩张。由此工商业发展动机之推展，自然容易转变为殖民主义之扩张，以国外领土之侵夺。由是欧美国家以工商业动力之影响，遂即冲击其他国家之历史动向，被动承受之国家，或国势衰弱，如中国，波斯，土耳其等，或至沦于亡国，如印度，缅甸，越南等等。世界上工商业落后国家，既承受工商先进观念之引诱，自亦进而以工商业动力以改变国家历史动向，十九至二十世纪日本之转变，为最清楚例证。其他所谓落后国家者，亦莫不急起直追，竞相仿效。

近代百余年来，中国倍受列强工商动力之侵害，外国特权与势力范围，构成无情枷锁，使中国国力损耗，百业淍敝，民不聊生，实为历史上相当悲惨之一页。然中外关系之建立，以通商为起始，其不能及早觉悟通商利害关键，无形之损失无边无涯，难以计算。至于中国人在对外通商关系中有无觉悟？觉悟之程度如何？性质如何？进而思考因应之对策如何？因应之能力与条件如何？以至成效之展望如何？均值得加以研究探讨，以进而了解某些时代意义，特殊情势。能够洞悉诸般问题之关键，正所以给予今日国家经济求取发展之重大参考。

盖自十九世纪以来之世界，所谓文明进步国家者，实即指其工商业发达，国家建设有广泛之成就而言。所谓强国者，亦即指工商业发展迅速，军事设施与器械之优良而言。所谓落后国家者，不在其文化悠久若印度，波斯与埃及之文明古国，而在其工商业不足与列强诸邦争骖比靳。故今日之世界，凡衡量文明进步，富强贫弱，唯以其工商业之成就为重要标准。其他诸类成就，均不免视为次要。此即十九世纪以来，欧美列强所领导之世界新趋势，虽为一普通观念，但在中国初始接触，则为闻所未闻之新遭遇，有待于酝酿醒觉而采取行动。

十九世纪欧洲工商业发达，对外贸易加速拓展，推向世界各地。此种虽为商业行为之组织与活动，受到国家之保护与支持，自然连带产生殖民扩张之需求，而在欧洲以外之落后地区，亦形成各大国间强烈之殖民竞争。领土为列强所分割，人民为列强所奴役。地球五大洲土地物产，殆已成为欧洲强国之外府。此一世纪之欧洲，实质上已成为全世界之主人。一切活动在在支配世界各地之命运。

中国自古代创建农业国家，熟于农务，精于农事，留有丰富而健全之农业经验，，国家基础，文化创制，乃并建立于农业成就之上。虽然如此，亦并不免有商业之活动与发展。当都市聚落形成，就实际需要，自难免商业之逐日繁盛。汉代而有抑商政策，当起于商业发展过甚，财富集中，贫富不均之现象。重农抑商，原有其历史背景以至重大成因，并非一朝而突然施行。推其重要目的，一则政治上消除豪强势力，以避免危及皇权。一则经济上避免垄断专利，以便国家经济趋于稳定。（如盐铁公营，既在杜绝私人垄断。）一则社会上有平均财富之功用，使不致有敌国之居富，以及贫富之悬殊。然其践商之政令，使商人不得乘舆衣锦，则未免流于矫枉过正。

中国自汉以来之重农抑商政治传统，与贱工轻商之社会风气，历二千余年之传承，以至十九世纪，实为不争事实，共喻之常识。既此全面共通大势而观，凡一社会之中，风气趋势虽以形成巨大压力，但仍不能缺少工商经营之家。唯使工商业者居于社会中辅助地位，而政治上毫无地位而言。中国传统之职业功能分类，民有士农工商四种，本不应有轩轾，而人们价值等差观念，对工商职业，实颇有轻视习惯。至就工商职业而言，固为流俗所轻，而轻视之程度并不严重，实未能影响任一业者之社会地位与尊严，非若倡优之为人所鄙薄不齿者。就业商者而论，除牟利营利之总目标以外，亦自创有一定之德行操守规范，乃至广泛信守商业道德传统。凡商人教养，技艺传习，交易规矩，信约制度，一致中心理念，中国商界，固有创治，但如此重大问题，尚待学者有所澄清，在此不敢妄议雌黄。

中国轻商传统之严重后果，不在当时对于商人之态度与待遇，事实上工匠与商人本身及其子弟均可参加国家考试而转入仕途。轻商风气之不良后果，实在于观念上之漠视轻忽，既不重视，自难有积极鼓励，研求精进发展。历史上亦少有独立之商务经营与成就之记录，凡有一鳞半爪之出现，均不免附立于政治问题之中。是以中国史上本有之工商家英杰贤士，其能为人所知者，却少之又少，真乃中国文化史上之重大缺失。商人经验，成就与贡献，商业经营，规制与方法，既无学术记录流传，一切多留存于心摹与口授之间，在中国史上自亦难有商学一门之出现，此即轻商风气所影响最严重之恶果。

相反而言，中国虽有轻商风气，并难于创建商学体系，然就历代经商经验本身而观，中国商人亦自保有丰富之商界传统。行商坐贾，各有规制。十九世纪中国商人适应世界工商竞争潮流，自不免据固有商业传统以为手段。然则其不足以抵挡列强工商业之压倒优势，而遭承严重冲击，相继失败倒歇，实为自然趋势所使。中国虽有经验丰富之商人，悠久之商业传统，同样经营工商，而终难能与列强工商家竞争，此正因为双方之背景条件各有不同，胜败关键，实系如此。须知此种冲击不唯中国商人不能抗衡，而即历代千余年来操海上通商霸权之阿拉伯商人，已先为欧洲工商家所压倒，完全丧失其沟通东西之中介地位。比较昔时盛况，亦可想见其失败之惨烈。据此亦略可知西方列强工商业扩张之动力，已足使世界现势全面改观，中国当此强力之冲击，又适轻商传统治足以自我锢闭，适应无方，自不免全面惨败。致使国力衰颓，经济崩溃，社会解体，人民颠沛流离，真中华民族最惨痛最不幸之百年劫运。


西方列强现代工商势力治冲击，常人固不知若何由来，若何抵御。即专业之商人，亦只能供人驱使，无力抵御。华商向来缺乏国际贸易经验，固然无力抵御，即向有丰富经验悠久传统之阿拉伯贸易商人，亦竞争无力，抵御无术，终致断送东方贸易大权。胜败关键，端在于现代之商业组织与技术。尤要者，列强工商竞争，实系乎全体国民组织力之发挥，以及技术能力之高度表达。故贸易竞争，乃凭恃一国全体能力合作之效率，商务本身以外，自政治，军事，外交，以至社会，教育莫不通力配合，息息相关。由是以观，不惟重农轻商观念须有改变，即传统商业技能知识，亦均必须有重大改变，甚至政治制度，政府组织亦必须有重大改变。适应此一工商竞争之冲击，自须首先在观念上有彻底转变，而一一觉察各个关节配合之需要，继在行动上因应而急起直追。中国积二千年固有之习惯，承受此种冲击，其反省觉悟自不免缓慢艰难，相对比较，已遥遥落后于日本之后，但亦并非完全麻木一无省察。其在思想理念之转变，尚足以追索若干富有深思的创见，足以反映当时人士的觉悟与努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