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 “商战”及“寓兵于商”

二　“商战”及“寓兵于商”

中国历代既重农轻商，士人漠视不问，商人知识浅陋，而竟产生“商战”观念，实为颇费思索探究之问题。“商战”一词之提出，在中国史上是近代产物，依文献所知，最早出现于同治元年（1862）曾国藩致湖南巡抚毛鸿宾函中，其意旨表现，即为对西洋工商国家之反应：
　
　“　至秦用商鞅以耕战二字为国，法令如毛，国柞不永，今之西洋以商战二字为国，法令更密于牛毛，断无能久之理。然彼自横其征，而亦不禁中国之榷税；彼自密其法，而亦不禁中国之稽查。则犹有恕道焉。”

　　曾国藩为传统知识分子，向以儒学为修身立命治事处事之原则，并以儒家自居不疑，在其脑中何以会生出“商战”意念，施令人更费思索。而且“商战”一词向无成词可供援引，曾国藩提出此二字之联驞，亦为中国史上重大之新创。以当时时势背景推测，自咸丰十年四月二十八日（1860。6。17）曾国藩始得到四月十九日授任两江总督的御旨，自此开始肩负地方重任，而英，法，美，俄通商新约亦成于同年，故曾国藩过问中外商务，最早亦不能超过1860年。事实上，曾国藩与长江下游重要口岸上海地方人士加深接触，当更在咸丰十一年八月初一日安庆克复以后。。。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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惟此“商战”二字之提出，知识分子辗转引据，发抒议论，警惕国人，曾国藩先驱地位自不可埋没。后人援引申论，亦并可寻释其直接线索。光绪四年（1878）御史李璠即引曾国藩成说，更详细分析中西通商局面。实为当时重要之“商战”理论，李氏出以奏折云：

“泰西各国，谓商务之盛衰关乎国运，故君民同心，利之所在，全力赴之。始而海滨，继而腹地，既蚀人之资财，并据人之形势，盘踞已久，遂惟所欲为。古之侵人国也，必费财而后辟土，彼侵人之国，既辟土而又生财，故大学士曾国藩谓“商鞅以耕战，泰西以西战”诚为确论，此洋人通商弱人之实情也。”